汉武帝时期的王臧和主父偃是一个人么-

自考资讯作者 / 智创资讯 / 2026-08-08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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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

(?~公元前126) 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课题人物: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公元前87)

人物精要概括(简历):

汉景帝刘启次子,汉武帝刘彻继承帝位54年(公元前140-公元前87)。他统治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在前几代皇帝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汉武帝刘彻凭借自己的雄才伟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

笔者眼中的刘彻:一个铁血的王者,一个暴戾的莽者,一个理智的智者,一个自遣的悔者。

铁血王者

16岁继位的刘彻,国内复杂的政局注定了他这一生将以一个“铁血王者”的姿态傲视四方。

对内:

强大的地方割据实力,尤其是王国问题一直是困扰西汉初期几位皇帝的难题之一。汉初,刘邦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但同时又分封了大量同姓子弟为王,这同样造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以致到了汉景帝时出现了“七国之乱”。经过汉初几位皇帝的努力。王国问题虽已不像以前那样难以解决,但由于分封的王国的国王跟中央政权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到汉武帝时,有的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西汉中央政权。因此,汉武帝决定以铁血的王者面孔去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令推行“推恩令”,随后各诸侯王纷纷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弟子,王国的直接辖地缩小了,有的只有数县,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王朝相抗衡了。王国势力越来越小,已名存实亡了。

汉武帝并未就此罢手,他又派人监督各诸侯王国,一旦抓住把柄,立即予以打击废除。

元鼎五年,汉武帝利用“酎金事件”,把已经没有多大权力的诸侯王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按照汉制,皇帝每年都要到宗庙主持大祭,叫“饮酎”。所有参加祭礼的诸侯王要奉献助祭的黄金,称为“酎金”。“酎金”要有一定的分量和成色。以前,各诸侯王都偷工减料,以少充多,以次充好。元鼎五年八月的祭礼中,诸侯王们又如法炮制,企图蒙混过关。不料,汉武帝早有准备。但此汉武帝剥夺了106位王候的爵位。

此外,汉武帝还利用诸侯王无后代废除了一批王候。

汉武帝的手段看似铁血无情,它割断一切王候与他的血缘关系,但汉初的遗留问题也彻底解决。

对外:

战国末期,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开始不断南侵,他们烧杀抢掠,给边境地区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汉初,汉高祖被困白登山,汉廷被迫与匈奴和亲的奇耻大辱一直深刻于汉武帝的脑中。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铁血王者,有着西汉强大国力作后盾,汉武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武力手段惩罚匈奴奴隶主。

元朔二年,匈奴入侵,汉武帝派卫青、李息出兵云中郡,大破匈奴军于河套地区,俘虏数千人,一举收复失陷多年的河套地区。

元狩二年,汉武帝命霍去病领兵远征匈奴,歼敌8000多人,杀匈奴二王。

同年夏,霍去病与大将公孙敖出塞外2000余里,斩获匈奴三万余人,迫使匈奴珲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人归汉。

元狩四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率10万铁骑,近10万匹马负载辎重,几十万步兵殿后,分道北征,西路卫青军击败单于,歼敌一万九千;东路霍去病行军2000余里,生擒匈奴屯头王、韩王,前后歼敌七万余人,一直打到狼居胥山。在那霍去病代表汉王朝举行封禅礼。

至此,匈奴遭重创,十七年未敢南下。

汉武帝以他的铁血政策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的完整。

理性智者

作为一个君王,一个贤明的君王,往往要用自己的理性去克制心中的感性。

汉武帝在对待西域问题上,并没有因为西域各族于匈奴同属异族,而且有些西域国家曾在匈奴胁迫下侵犯过汉界而敌视西域各国。相反,作为一个理性的智者,汉武帝以他独有的政治家敏锐的眼光区分开了西域与匈奴。对待匈奴,要打,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打;而对待西域各国,则要恩威并施,对于大多数西域国家,要抚,耐心地招抚,对于个别受匈奴控制的顽固国家则要用军威使其顺服。

元朔三年,元狩四年,汉武帝二度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从此,两地的联系日益频繁,西域的特产开始传入中原,中原的各种先进技术和大量丝织品开始流入西域。

在张骞的努力下,大部分西域国家归顺汉王朝时,但车师、楼兰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不时劫掠西汉使臣和商队,严重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元封三年,王剧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

至此,汉王朝确立了在西域的权威。

暴戾莽者

汉武帝时期,文化发展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局面。当时涌现出诸如董仲舒、司马迁、卫青、霍去病、赵过、张骞等一大批各方面的优秀人物。但是在面对如此多的才华出众的贤才时,汉武帝除了知人善用的一面外,还有暴戾、不听谏言、狭隘多疑的一面。

司马迁为战败被迫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汉武帝因其意见与自己相左,怒气冲冲地令廷尉将司马迁当廷逮捕下狱。最后,司马迁用痛苦的选择苟活下来。汉武帝也因此失去了一个敢于与自己争辩的谏臣。

为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的群儒之冠董仲舒也因敢于提出不合汉武帝心意的意见而遭到打击。公元前135年,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长陵县的汉高祖陵园——高园先后发生了大火灾。董仲舒因此在家中起草了一道奏章,说这次灾变是因为上天发怒,遣告人间的“杀骨肉大臣”。还没来得及奏上,中大夫主父偃去拜见董仲舒,看到了这篇文章。主父偃一向妒忌董仲舒的才干,于是把奏章偷走,并呈献给汉武帝。汉武帝看了非常生气,他立即召集群儒,把文章给他们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自己的老师所作,而大加贬斥,认为不过是一派胡言。汉武帝大为恼火,把董仲舒交官府问罪,甚至要将他处死。

幸亏董仲舒从青年时代就有美誉,名声很大,再加上吕步舒等人为他极力求情。汉武帝怒气平息之后,也觉得杀掉这个“群儒之冠”有点可惜,于是下诏赦免了他的过错。董仲舒经过这次教训,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类的事了。其他群臣有了董仲舒的前车之鉴,也就没几个敢再逆龙鳞,迕人主了。

缺少了善谏、力谏的臣子,人君就难免要犯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方面的原因造成汉武帝晚年的一系列荒唐之举。汉武帝的暴戾性格在他一生辉煌的画卷上抹上了几许墨点。

自遣悔者

汉武帝统治前期,他凭借奇雄才大略,铁血政策,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巨大的成就。但在辉煌的成就背后是付出“海内耗虚,人口减半”的高昂代价。至其中期,频繁的战争和好大喜功的封禅及惊人的奢侈浪费,使汉王朝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

数十年征伐兴讨,使汉王朝几十年的积蓄几乎用尽,严重的财政危机随之而来。汉武帝也曾被迫下令:百姓可以用钱买爵位,罪犯可以用钱赎罪。成功背后代价之高并不比战败方——匈奴小。

作为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为了炫耀威势,他到处巡行、封禅。元封元年,他北率18万骑兵,旌旗千里,封禅泰山,东巡海上。所到之处,大肆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极万万。

汉武帝又大兴土木,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造首山宫、明光宫、建章宫等雄伟殿宇。

他又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大量钱财被方士骗去。他统治期间又多次发生大规模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

战争、灾荒,加上汉武帝的过分奢华,使阶级矛盾激化了。汉武帝晚年时,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爆发了农民暴动和起义。

这时,汉武帝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征和四年,汉武帝发布了“轮台之治”,表示追悔既往的过错,拒绝了大臣烦劳百姓的建议,认为当前的正事在于禁止对百姓的苛暴行为,不准擅自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而应致力于农事,官吏要鼓励百姓多养马,免除徭役赋税。之后,汉武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

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君主能承认自己在国家政策上的失误,能在承认后加以补救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汉武帝能做到这一点,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

所引用的网页上有刘彻的真实相片

yuxiuwei123/blog/item/d07c4816df816c4a21a4e94f.html

汉武帝刘彻,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公元前141年在景帝死后当日即位,在位5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颇有建树的封建帝王。他继承“文景之治”形成的安定局面和强大国势,一改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提倡儒家学说,实行多欲进取政策,对内加强皇权,巩固政权,对外拓展疆土,宣扬国威,创造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高度集权的强大帝国。他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最繁盛的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

一、登基为帝 初试牛刀

刘彻出生于公元前156年,当时父亲汉景帝刘启已经作了皇帝,因此他一出生就是皇子。传说刘彻的母亲王美人曾梦见太阳入怀而怀孕,为刘彻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但王美人只是个妃子,刘彻又不是长子,因此没有资格继承皇位。4岁时,刘彻被景帝封为胶东王,而长兄刘荣被立为太子。

汉景帝有个同胞姐姐叫刘嫖称为长公主,嫁给陈午,生了个女儿叫阿娇。长公主有意将阿娇许给太子刘荣,但刘荣的生母栗姬不答应,长公主与栗姬结了仇。刘彻的母亲王美人为了拉拢长公主,愿意和她结为亲家,但阿娇被刘彻大几岁,景帝不太同意。于是长公主当着景帝的面为刘彻娶不娶阿娇,刘彻说如果能娶到阿娇,一定要造座金房子给她住,景帝见儿子同意也就允许了。长公主和王美人成了亲家,当然想让刘彻做太子,以便女儿今后成为皇后。

长公主刘嫖很有心计,她对弟弟景帝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经过她的策划,加上栗姬忌妒心太强,刘彻本身也聪明伶俐,景帝在公元前150年立王美人做了皇后,7岁的刘彻也被立为太子。刘彻本来就有才智,加上景帝的精心培育,请德高望重的卫绾做他的老师,使他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16岁的刘彻继位登基。此前是“文景之治”,汉朝的生产、经济等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繁荣的背后有着尖锐的矛盾。

刘彻从人才入手,下诏全国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贤能,董仲舒名列榜首。刘彻召见了董仲舒,询问国策,董仲舒从容对答,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治国安邦的策略,得到了刘彻的认可,史称“贤良对策”。

之后,刘彻着手政治改革。他让魏其侯窦婴做了丞相,母舅田玢做太尉,儒生出身的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并迎接年已八十的《诗经》博士申培做太中大夫,改革祭礼、研究明堂制度。

野心勃勃的刘彻与儒臣合作,准备做一番事业,进行改革,推行多欲进取的政治措施。他严格法制,要求臣下检举犯法的皇亲国戚,核实后贬谪,让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接着对百姓减轻负担,减省卫士,停止喂养苑马,将苑地赐给贫民,废除关卡的税收。刘彻在全国施行恩德,振兴教化,继而设立明堂,起草巡狩、封禅制度,变更历法和服色。对外,他要求做好反击匈奴的准备,并在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诸国,夹击匈奴。

但是,此时朝中大权仍掌握在窦太皇太后手中。窦太皇太后自文帝立为皇后至今已近40年,在宫中地位高,权势大,她喜欢“黄老”说,不喜欢儒家思想,而列侯的夫人多是公主,他们不愿回到封地,就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上书提议太皇太后不要干政,使她大发雷霆,迫使刘彻废除新政,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玢,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在狱中被逼自杀,太中大夫申培被遣归。刘彻的新政措施中断了。继任的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分别是许昌、庄清翟、石建,朝政被窦太皇太后牢牢地操纵着,刘彻只好等待时机。

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病死,刘彻摆脱了束缚,立即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清翟,并清除了她在朝中的所有亲信党羽,任命田玢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随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终止“黄老”学说,提倡新儒家学说,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在汉初的六十多年间, “清静无为”的黄老之说对安定局面、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因为无为、放任,使宗室权贵和富贾豪强扩张势力,为非作歹,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刘彻即位之后,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原来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而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从政治观和道德观上来控制百姓,更能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

董仲舒应运而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他在公元前140年的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他的理论: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第二,强调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第三,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制。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为刘彻集权中央、统一思想、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为刘彻所接受。

刘彻为了独尊儒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官僚。刘彻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用儒家五经为课程,培养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因此儒学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阶梯,使教育体制、用人制度和思想统一协调起来。

三、加强皇权 励精图治

思想统一了,刘彻开始了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是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以前,由于历史原因,朝中大臣大都为是军功贵族,为了改变政府成员构成,刘彻听从董仲舒的建议,通过法令、措施,建立了以察举、太学、征召及公车上书等方式建立了选拔文官的用人制度。

通过这项改革,刘彻将选拔官吏的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掌握在手中,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踏上仕途,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并在他周围汇集了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的人才。

在充实、加强统治机构的同时,刘彻大力加强中央集权。首先是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由于以往丞相大都是开国功臣或军功贵族,位高权重,分化了皇权。刘彻选拔人才,逐步改变军功贵族的特权,用儒生来为他服务。在公元前122年,他打破列侯拜相的旧制,任命公孙弘为相,削弱了丞相的权力,之后还经常对丞相谴责、黜免、甚至处死,将权力进一步揽到自己的手中。

另外,刘彻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先宣扬“大一统”理论,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即诸侯除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可在原封地内封侯,但新封侯国由所属郡县管理,这样就缩小了王国的地盘和实力。

同时刘彻着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控制。因为文帝、景帝时期刑法减轻,出现一些地方豪强,他们以强凌弱,横行乡里。刘彻一方面继续迁徙豪强入关中,置于控制之下,另外是采用酷吏诛杀豪强。刘彻还设立了刺史巡查监督各州,掌握地方情况,遏制地方势力,使社会趋于安定。

在经济方面,刘彻实行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第二,把盐铁纳入国家统一经营范畴;第三,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第四,推行算缗、告缗,打击富商大贾。这些政策重农抑商,打击了富贾、豪强和贵族的经济实力,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但也抑制了民间的工商业,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对外政策上,刘彻开拓疆土,威镇四方,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汉初一直采用和亲政策,减少了双方大规模的厮杀,但匈奴贵族的贪婪和掠夺,对边疆造成一定的影响。刘彻实行抗击和征抚的策略,派人出使西域,建立宗主地位;不断北伐匈奴,使匈奴远遁;平定闽越和南越;开拓东北和西北边界,扩大了汉朝的疆域。但这些战争劳民伤财,使西汉王朝初年积累的国库逐渐空虚。

四、封禅求仙 杀妻诛子

随着疆域的扩大,许多国家的臣服,许多奇珍异宝被送到宫中,使得刘彻踌躇满志,逐渐骄奢*逸。刘彻跟秦始皇一样,先后出巡十几次,并到泰山封禅,炫耀君威,沿途赏赐数以万计,花费远远超过秦始皇。再加上对外征战几十年,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关东农民纷纷起义,前后历经数年之久。

随着岁月的流逝,刘彻日见衰老,开始迷信鬼神,寻求长生不老。公元前112年,封方士栾大为天道将军、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并将长公主嫁给他。公元前110年,骗局败露,刘彻腰斩了栾大。在不断受到方士的欺骗后,仍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成功。

刘彻晚年多疑,公元前92年,“见”一人带剑入宫,开始大搜捕,于是出现了“巫蛊之祸”。先后杀死数万人,包括丞相公孙贺全族,卫皇后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卫青的儿子卫伉等人。公元前91年,刘彻在甘泉生病,江充指示胡巫说宫中有蛊气,并说在太子宫中木人最多,太子杀死江充,被迫起兵,刘彻命丞相击杀太子,卫皇后被废自杀,相关官民被杀、迁无数。公元前90年,丞相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被指控诅咒皇帝,丞相被杀,李广利投降匈奴,70000大军全军覆没。刘彻一生多次大胜匈奴,最后却因为一次非军事原因惨败,使他意识到巫蛊之祸,实属冤案,因此他诛杀了江充一族。

连串的挫折使刘彻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纠正自己的过错。公元前89年,他最后一次到海边寻找神仙未果,来到泰山明堂祭祀时对天地检讨。不久,他斥退方士,并下了轮台罪己诏悔过。之后,他偃兵息武,采取与民同休、富国养民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使社会又逐渐趋于稳定。

在决定立小儿子刘弗陵为继承人后,为防止吕后临朝的局面,在公元前88年,以琐事杀死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

公元前87年,刘彻在五柞宫一病不起,二月病逝,在位54年,终年70岁,葬茂陵,谥“孝武皇帝”。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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