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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师友杂忆》有感
重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著作《师友杂忆》，记其中学读书事，越读越感慨。20世纪初，钱穆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他记录的几则师生逸事，恰可体现彼时的学风，即：讲规则，有错必究；重个性，全面发展，不拘一格。
先说这有错必究。有一次考画图，题目为“知更鸟，一树枝，三鸟同栖。钱穆画了一长条，表示树枝；长条上画了三个圆圈，表示三鸟；每个圆圈上部各加两个墨点，表示每一鸟之双目，墨点既圆且大。同学们看见这张考卷，都说鸟的两只大眼睛极像图画科杨老师，正好被杨老师听到。杨老师极为震怒，因此给钱穆打了零下二厘的分数，比零分还低。还有一次，舍监陈士辛老师来查房。按规矩，每夜上自修课两小时，课毕开放寝室，定时熄灯，自此不许作声。当时钱穆正与一个同学在帐内对床互语，陈士辛老师说：“想说话可到舍监室跟我谈。钱穆遂披衣起床，尾随陈老师下楼。起初陈士辛老师并未发觉，走进舍监室才发现后面有人。问其原因，钱穆答：“按您说的到这里来跟您谈话。老师大怒，斥其速去睡觉。年终的操行评分，钱穆仅得25分。该时代尊师重教，不管是有意无意，拿老师开玩笑总归要受到惩戒，钱穆对此并无怨言。
再说不拘一格。现今教育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区别。都说前者好，但真正运作起来，往往后者更有效，其实还是录取指挥棒的.原因。
钱穆讲，文史大家吕思勉给他们教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吕思勉上地理课，必带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的《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在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出此省之边界线，说明其所处位置，再在界内绘出山脉及河流湖泽，讲明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次考试，出了四道题，每题25分。钱穆尤其喜欢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第三题，一时兴起，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不料考试时间已过，整张试卷仅答一题。吕思勉在阅卷时，在卷后加了许多批语，写完一张，又写了一张。这些考卷本不发给学生，只批分数，因此不需加批语。而吕思勉手握一支铅笔奋笔疾书，写字太久，铅笔需再削，为省事，他用小刀将铅笔劈成两半，将中间的铅条抽出，不断地写下去。最后不知其批语写了多少，也不知其所批何语，而钱穆仅凭这一道题就得了75分。可见是学生的答卷触动了老师，而老师也因这种触动给学生打了高分。今日西方国家的学校授课，不注重死记硬背，从小学即考问世界观与价值观，动辄要回答有关世界和平的问题，以便形成健康的人生底色和品格。
还有一例可以佐证。钱穆有一位徐姓数学老师，性格怪异，人称“徐疯子。有一次月考，这位徐老师出了四道题，其中一题为：1-（ ）-（ ）-（ ）-（ ）……等于多少。钱穆思考了半天，忽然想到《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语，遂将答案写为“0……1，徐老师认为这个答案正确。他跟学生们说：“试试你们的聪明而已，答不中也没什么关系。能把哲学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考学生，并对答案持开放态度，这样的老师如今还有几人？
钱穆还回忆，当时学校里设有“游艺班，分为多组，学生们可自由选择。钱穆家七房桥有世袭乐户丁家班，专为族中的喜庆宴会唱昆曲助兴。钱穆自幼耳濡目染，颇有兴趣，于是选修昆曲。笛、笙、箫、唢呐、三弦、二胡、鼓、板等各种乐器，生、旦、净、丑等各种角色，钱穆均有涉猎。他还专习生角，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举手投足皆像模像样。吹箫尤其成为钱穆生平一大乐事，他每感孤寂时，便以箫自娱，其声呜咽沉静，如同身处他境，神思悄然游荡在天地之间。
钱穆少年读书的往事至今已经100多年，想今日之功利，念彼时之性情，岂不让人痛心？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举家来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录 。因其不惮絮烦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竟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 。1953年秋，新亚研究所成立，孙鼎宸入所学习，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出书之第一部 。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 “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钱穆（1895.7.30-1990.8.30），男，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 钱穆 经典语录 : ? 我不敢认为自己在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 ? 中国是一个人在作长时间的跑，欧洲则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人手中依次传递到另一个人，如是不断的替换......双方都在跑，中国像是由一个人连续不断的跑。 ? ? 只向前，不顾后，一味求变新，求速求快，本源易竭，则下流易灭?只有中国，成为一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大民族，因其尊重历史，胜过其企悬将来，本末先后，作一体看，有比过去，才有将来。 ? ? 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 ? 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 ? 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 ? 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 ? 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 ? ? 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 ? 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 ? 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89年9月，钱先生忽然发生平生最后一次“彻悟”，认定“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他对此一“彻悟”非常兴奋，终于在1990年端午节前三天完成了一篇口述文章，题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离他的逝世（1990年8月30日）只有三个月，后由钱穆夫人胡美琦寄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月刊》，在12月号刊出。
人物介绍
中国人所讲，还是具体、亲切、而简易，从每个人的心上讲起。反而求诸己，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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